董仲舒論德治與法治的關(guān)系論文

　　一、“德治”的重要性

　　“德治”是中國古代儒家在國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張，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種“思想”，是董仲舒將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為貫穿整個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

　　在治國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張的“德治”，其內(nèi)容包括“以義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級”、行“仁政”等幾個方面。董仲舒善于從自然法則中去尋找其主張的依據(jù)，對于“德治”也是這樣。他把“法治”、“德治”比附為自然界的“陰”、“陽”關(guān)系，而“陰”、“陽”的取舍則是由天意決定的。他認為天意喜愛“陽”（“德治”）而厭惡“陰”（“法治”），“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書，只注篇名））�！暗轮巍笔歉哔F的，“法治”是低賤的，這是上天的規(guī)定。統(tǒng)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來統(tǒng)治人間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漢書·董仲舒?zhèn)鳌�，下引此書，只注篇名）。他認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董仲舒?zhèn)鳌罚�，因此圣明的統(tǒng)治者必須“任德而遠刑”（《天辨在人》）。

　　董仲舒認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圣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它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保ā渡碇�養(yǎng)重于義》）在他看來，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于天下，違法犯罪的行為就沒有了；沒有違法犯罪，就不用刑罰，于是天下太平，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么呢！“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權(quán)》）。

　　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國安邦的必要手段

　　董仲舒主張“德治”，但實際上他并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認為二者都是治理國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從他的陰陽、天意學(xué)說來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陰陽義》）。他還把“德治”、“法治”比喻為自然界的春、秋，說“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天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沒有春、秋一樣，“德治”、“法治”也同樣是治理國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經(jīng)地義的。

　　也許董仲舒認為他的“德治”、“法治”并重觀點，最有說服力的依據(jù)是在他的陰陽和天意學(xué)說中；但在今天看來，他最精彩有力的論據(jù)則是在他的“人性論”里。

　　董仲舒認為，人性從本質(zhì)上講是有所好有所惡的，即“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深察名號》）。既然人性有所好有所惡，那么“設(shè)賞以勸之”、“設(shè)法以畏之”（《保位權(quán)》）無疑都是治國安邦的良策，“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四時之副》）。

　　他認為，如果老百姓沒有好惡，那么國家的管理行為就會失去針對性�！懊駸o所好，君無以權(quán)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quán)，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其勢而無以為貴矣�！保ā侗Ｎ粰�(quán)》）可見人性好惡是國家施行良好政治的必要條件。正因為人性好惡是一種客觀存在，“故圣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shè)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diào)五聲以誘其耳目”，“務(wù)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勸也，故設(shè)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設(shè)罰以畏之”（《保位權(quán)》）。在國家統(tǒng)治行為中，“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考功名》）都是及其平常而不可或缺的統(tǒng)治手段。

　　對于賞罰問題，董仲舒提出兩點要求。一是賞罰要落到實處，要有可賞可罰的事實依據(jù)，即“賞不空施，罰不虛出”（《保位權(quán)》），“賞罰用于實，不用于名”（《考功名》）。二是要把握好度，“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保位權(quán)》）。“罰”是老百姓厭惡而不樂于接受的，因此“罰”要適當，過份的懲罰會造成惡性循環(huán)，逼使違法者更加作惡�！百p”符合每個人的欲望，但“賞”也不能過份，對老百姓的欲望過分滿足，他們就不會以此為貴，從而失去獎賞的作用，“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jié)；使之敦樸，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保位權(quán)》）。

　　三、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

　　雖然董仲舒認為“德治”、“法治”都是治理國家的必要手段，但在二者孰輕孰重的關(guān)系問題上，他認為應(yīng)該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德主刑輔”），實行先“德治”、后“法治”的治理方法。

　　根據(jù)董仲舒的“德”、“刑”陰陽說，“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王道通三》），“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德之厚于刑也，如陽之多于陰也”（《陰陽義》）。他認為根據(jù)天意的規(guī)定，“德”、“刑”之間有一個先后、貴賤和主次之分�！疤斐鲫枮榕�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計其多少之分，則暖署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故圣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保ā痘�義》）萬事萬物都是陽為貴、陰為賤，“陽出而前，陰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于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于冬，錯刑于空處也�！保ā蛾庩柫x》）“而見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shù)，盡取之天�！保ā痘�義》）可見圣人治理國家重“德”而輕“刑”，也同樣是由天意決定的。

　　董仲舒教導(dǎo)統(tǒng)治者對被統(tǒng)治者要先施教化，教化所不及者再用刑罰，而且刑罰要適中。他認為刑罰等強制手段是在完善了道德教化的基礎(chǔ)上，用來懲罰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或經(jīng)過教育而仍冥頑不化的犯上作亂者。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董仲舒繼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孔子就曾極力反對“不教而誅”的暴虐政策，“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

　　為什么要先“德治”、后“法治”呢？董仲舒認為，刑罰是被動的、治表的。他引用孔子的話說：“導(dǎo)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董仲舒?zhèn)鳌�，孔子語見《論語·為政》）只用政令來開導(dǎo)百姓，用刑罰來約束他們，雖然能避免犯罪，但人們并不覺得犯罪可恥，因為刑罰沒有強人為善的力量，只能消極地禁人為惡。為什么先秦法家一味強調(diào)和實行“法治”，結(jié)果并未消除犯罪，就是因為只有“罰”而無“教”的緣故。使用過重的刑罰，只會使犯法者越來越多，造成社會動亂�！盀檎�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陽尊陰卑》）如果國家舉辦各種教育，“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jié)民以禮”，達到“教化行而習(xí)俗美”，那么雖然“刑罰甚輕”，仍“禁不犯”（《董仲舒?zhèn)鳌罚�。董仲舒總結(jié)歷史上的治國經(jīng)驗說：“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精華》）在儒家尤其是董仲舒看來，刑罰只是教化的輔助手段，而且其主要作用還在于促成“德治”，“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輔也”（《天辨在人》）。

　　董仲舒認為，治國先以“德治”，再加之以“法治”，是人們所能夠承受的，因為“德治”向人們顯示了善良的道德政策；如果先以“法治”，則會法不治眾，“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保ā渡碇�養(yǎng)重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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