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政治與法治

　　司法政治化和政治司法化是這些年來研究法治和憲政的學者們經常談到的話題。這些話題的背景主要是美國，并且直接導源于其獨特的司法審查制度。與歐洲大陸的違憲審查模式不同，美式的司法審查使得司法權能夠在沒有任何制度障礙的情況下“入侵”被認為屬于政治領域的重大問題（當然，沒有制度障礙并不意味著沒有其他方面的障礙，尤其是法官自身對司法權限度的認識）。這種司法權向政治領域的滲透自然會導致人們所說的司法政治化-即司法管到了通常認為不應當管的政治領域，也會導致政治司法化-即政治領域的紛爭采取用司法的手段解決（最過典型的莫過于2000年小布什與戈爾之間的總統(tǒng)選舉糾紛）。

　　不管學者們如何艷羨美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如何對司法政治化和政治司法化贊賞有加，但顯然不是任何國家想學就可以學到的。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不是司法左右甚至影響政治，而是政治左右甚至決定司法。這種現(xiàn)象一直為法學界人士所詬病。但，美國出現(xiàn)的司法向政治的滲透對整個社會而言到底有何益處？尤其是，司法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司法化程度是否正向地與一國法治的程度相關？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涉及到對司法活動特點的認識。首先，司法活動是在一定的程序規(guī)范下進行的，因此，科學、公正的程序能夠為有效地解決糾紛提供底線的保證；其次，司法活動是法官們運用人為理性而進行活動，而人為理性是有章可循的、并為絕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的思維方式，因此，它符合人類正義與秩序的基本需要；第三，法官的人為理性在庭審活動中尤其是在判決書中需要得到展現(xiàn)，是向公眾公開的，因此，法官的人為理性并不是失去控制的，從長期看，法官不可能完全漠視社會的需求，而不對之有所回應；加上司法部門既無權也無錢的客觀制度現(xiàn)實，法官的人為理性即使發(fā)生偏差，導致的惡果也會比其他國家權力機關小得多。

　　一旦把握住了司法活動的這些特點，那么，對司法活動向政治領域的滲透其產生的影響也會有所認識。比如，司法活動的理性化將有助于抑制權力的恣意；司法活動較高程度的開放性與回應性有助于增強理性形成的回旋余地，從而通過促進理性的發(fā)展而降低政治決策的武斷性。

　　可以說，司法活動受控的、開放的高度理性化是司法之所以向政治滲透的主要理由，司法向政治的這種滲透對整個社會而言帶來的效果是社會的開放性和理性化程度的提升；自然，司法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司法化也是一個國家高度法治化的結果。

　　縱觀世界各國司法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那就是司法越是滲入政治，一國的法治化程度也越高，而且往往是人民的受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程度也越高，社會的開放度和寬容度越大；反之，亦然。有的人認為法官（法院）的判決具有對公眾進行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的作用，筆者深以為是。司法活動就像整個社會的“理性心臟”，它不斷地產生理性，并在傳播理性的過程中修正與完善自身的理性。從系統(tǒng)論的角度講，司法活動就好比一個“吸引子”，它不斷地使整個社會趨于理性；而失去了這個吸引子，則整個社會理性的演進將受到極大的影響，甚至危及社會的生存。

　　但是，司法作為理性心臟的地位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在傳統(tǒng)上王權比較弱小而司法權比較獨立的國家，司法的理性心臟地位容易形成正向的馬太效應，因此，問題不是太大。但對于傳統(tǒng)上王權強大的國家司法權不獨立的國家，則容易形成負向的馬太效應，因此問題非常嚴重。我國的情況顯然屬于后者。應當說，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司法權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時社會整體的理性化程度尤其是政府權力運用的理性化程度也在提高，但同時，這些變化又引發(fā)了民眾對政治權力理性化的更高要求。因此，現(xiàn)在的問題是，在雙方都在發(fā)展的情況下，發(fā)展得快的一方會認為發(fā)展得慢的一方根本沒有發(fā)展甚至是在倒退，這個缺口如不及時縮小，則會導致問題的積習難返。但從我國近幾年的司法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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