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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北魏宗主督戶制
作者：李憑
晉陽學刊 1996年02期
筆者曾經(jīng)在《晉陽學刊》1986年第1 期發(fā)表《論北魏宗主督護制》一文，認為宗主督護制是北魏前期實行的以宗法關系為其維系紐帶的、具有部分行政職能的生產(chǎn)與自保相結合的基層社會組織制度；它的產(chǎn)生與十六國北朝時期北方社會中宗法關系的強化和宗族觀念的深化密切相關，它是北魏拓跋部統(tǒng)治集團羈縻豪強地主政策的體現(xiàn)；宗主督護制在明元帝永興五年以后首先在河北、山西實行，然后隨著開疆拓域而逐漸鋪展開去，至太武帝統(tǒng)一北方以后成為“唯立”于中原的基層統(tǒng)治措施，并一直延續(xù)到太和十年（公元486 年）北魏王朝在基層建立三長制時為止。但是，前文對宗主督護制的看法猶有未盡，尤其是對其利弊未予闡述，因此本文再就宗主督護制的問題發(fā)表一點淺見。就教方家。
1
北魏王朝實行宗主督護制的目的是為了穩(wěn)定它在中原地區(qū)的統(tǒng)治。事實證明，宗主督護制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首先，宗主督護制緩和了拓跋部統(tǒng)治者與地方豪強之間的矛盾。實行宗主督護制，強宗大族勢力與北魏王朝直接對抗的事例顯著地減少了。不少宗族領袖開始與拓跋部統(tǒng)治者攜起手來，共同壓迫中原人民，鎮(zhèn)壓中原地區(qū)的農(nóng)民起義。如薛初古拔率領宗族配合太武帝鎮(zhèn)壓蓋吳起義即為一例。據(jù)《魏書》卷四十二《薛辯傳附薛初古拔傳》載：
真君中（公元440—451年），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jù)河側，世祖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xiāng)，壁于河際，斷二冠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
薛初古拔屬有名的河東大族薛氏，以其宗族勢力切斷了蓋吳與薛永宗之間的往來，在太武帝鎮(zhèn)壓蓋吳起義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后，據(jù)同傳記載，薛初古拔還曾參與討平反氐仇辱檀和強免生的軍事活動。與薛初古拔情況有些類似的還有裴駿。據(jù)《魏書》卷四十五《裴駿傳》載：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w吳作亂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眾應之，屢殘破諸縣，來襲聞喜〔1〕。 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xiāng)豪曰：“在禮，君父有危，臣子致命。府縣今為賊所逼，是吾等殉節(jié)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旨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shù)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世祖（太武帝）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除敘事宜，甚會機理。世祖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毖a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
裴駿為河東聞喜大族，因積極配合北魏政府鎮(zhèn)壓蓋吳起義而受到了太武帝的青睞。就這樣，在鎮(zhèn)壓反抗者的過程中，各地大大小小的宗主豪強逐漸地成了拓跋部統(tǒng)治者在中原地區(qū)的統(tǒng)治支柱。
其次，明元帝以后漢族士人對北魏王朝的抵制情緒逐漸減弱了，許多人由原先的不合作態(tài)度，轉變?yōu)榉e極幫助拓跋部統(tǒng)治者實行“文治”的得力助手。據(jù)《魏書》卷三十三《宋隱傳》載：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性至孝，年于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太祖（道武帝）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wèi)王儀鎮(zhèn)中山。尋轉行臺右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即葬，被征，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后匿于長樂之經(jīng)縣，數(shù)年而卒。臨終謂其子侄等曰：“茍能入順父兄，出悌鄉(xiāng)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為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2〕
宋隱不與拓跋部統(tǒng)治者合作的態(tài)度是夠堅決的了�？墒牵瑩�(jù)同傳記載，他死之后，他的子侄們并沒有都按照他的遺囑去做。他的第三個兒子宋溫和他的從弟宋宣及從侄，在太武帝時期都應聘到北魏國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東）當了中書博士。他的第四個兒子宋演在獻文帝時因從征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有功，被拜為明威將軍、濟北太守。他的孫子宋鮒曾為州別駕。從侄宋謨、宋鸞等也先后出任過郡太守。另一個例子是范陽大族盧溥，他起兵反魏，失敗后和他的兒子盧煥一起被殺〔3〕，然而他的從弟盧玄卻在太武帝時以“儒俊”之首的身份到平城當上了中書博士〔4〕。與他同時應聘的，除了上述宋氏子弟外， 還有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潁、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所謂的“州郡冠冕”數(shù)百人〔5〕。 大量漢族士人的參政有利于北魏國家機器的逐步完備，自此以后，北魏王朝的胡漢聯(lián)合統(tǒng)治逐漸形成了。
第三，由于拓跋部統(tǒng)治者與宗主豪強的矛盾相對緩和，促使中原社會迅速地安定下來�！段簳肪砣短诩o》史臣曰：
……明元抱純孝之心，逢梟鏡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nèi)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史臣之語難免溢美，但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地反映了當時民生安定的情況。明元帝是永興元年（公元409年）即皇帝位的，他在位15年， 先后采用過永興（共5年）、神瑞（共2年）泰常（共8年）三個年號。 永興年間是北魏統(tǒng)治下的中原東部地區(qū)動亂的年代〔6〕。永興五年以后， 即實行宗主督護制以后，局面很快地扭轉過來。神瑞年間，北魏國都平城附近連續(xù)遭受災荒，“路有行饉”，為了解除災民的困難，明元帝曾“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7〕所謂山東，是指太行山以東的今河北、 山東兩省的大部分地區(qū)。平城災民就食山東的事實說明，因戰(zhàn)亂而長期凋蔽的山東地區(qū)的經(jīng)濟逐漸地復蘇了。社會安定，促使經(jīng)濟發(fā)展；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又保障了社會的安定。因而，泰常年間北魏出現(xiàn)了“內(nèi)和外輯”的局面，這從《魏書》卷三《太宗紀》和相關的傳記中不難得到印證。社會安定，經(jīng)濟發(fā)展，北魏王朝的財政便有了一定的保障。曾經(jīng)激烈反抗過北魏王朝的山東地區(qū)后來成了北魏王朝賦稅、兵役和徭役的主要提供者，如，獻文帝皇興年間（公元466—471年）“歲頻大旱”，當時又正值與南方的劉宋政權交兵，數(shù)年不解，全賴“山東之民咸勤于征戍轉運”才渡過了困境〔8〕。這樣，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相對安定， 到孝文帝太和三年終于出現(xiàn)了“天下開泰，回方無虞”〔9〕的景象。
不過，宗主督護制畢竟只是羈縻宗主豪強的權宜之計，它給北魏拓跋部統(tǒng)治者帶來的好處是相對的、暫時的“有限的；其實，在它的好處之中潛伏著隱患，隨著時間的推移，隱患便日益暴露，宗主督護制的消極作用就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了。
2
在北魏拓跋部統(tǒng)治者通過宗主督護制鞏固它在中原地區(qū)的統(tǒng)治的同時，宗主豪強也在利用宗主督護制下獲得的經(jīng)濟和政治特權發(fā)展著自己的勢力。宗主豪強勢力的膨脹勢必會侵及北魏王朝的中央集權統(tǒng)治和經(jīng)濟利益，從而使拓跋部統(tǒng)治者和宗主豪強之間一時相安的局面被打破，使二者的矛盾在新的形式下激化起來。
拓跋部統(tǒng)治者和宗主豪強之間的矛盾在經(jīng)濟上突出地表現(xiàn)為對賦稅與人口的爭奪。
與宗主督護制相對應的賦調制是所謂的“九品差調”法，這從《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中關于廢宗主督護制的一段討論中可以看出，其文曰：
舊無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于是創(chuàng)三長之制而上之�！瓫_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國民之欲，為之易行�！敝骼筛邓家孢M曰：“民欲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
通觀這段討論，不難得出這樣的看法，既然“九品差調”法是要與宗主督護制一起廢除的制度，那么它就必定是曾與宗主督護制一起實行過的制度�！薄�10〕九品差調又稱“九品混通”，《魏書》卷四上《世祖紀上》太延元年（公元435）條載十二月甲申詔書中稱：
若有發(fā)調，縣宰集鄉(xiāng)邑三老計贄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
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這一條資料正好是對“九品差調”法的具體解釋。
不過，“九品差調”法表面上看好象是為了“裒多益寡”，防止“縱富督貧，避強侵弱”，實際上卻對強宗大族的利益并無大損。在北魏時期成書的《張丘建算經(jīng)》中有一則關于“九品差調”法的算術題，現(xiàn)摘錄如下：
今有率戶出絹三匹，依貧富欲以九等出之，令戶各差除二丈。今有上上三十九戶，上中二十四戶，上下五十七戶，中上三十一戶，中中七十八戶，中下四十三戶，下上二十五戶，下中七十六戶，下下一十三戶，戶各出絹幾何？
這是一道屬于等差級數(shù)問題的題目，為了運算方便，在數(shù)量上必然有理想化的傾向，但是作為應用題來說，應該是源于實際并具有實際意義的題目。對這道題計算的結果為，上上戶每戶出絹五匹，等而下之，至下下戶每戶出絹一匹。上上戶出絹數(shù)量為下下戶出絹數(shù)量的五倍，可是，上上戶與下下戶之間的勞動力之差卻遠不止于五比一，因為下等小戶大多為三、五口之家的自耕農(nóng)，上等大戶卻往往如《李沖傳》中所言“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相比之下，宗主豪強所納的賦稅就實在微乎其微了。何況，在宗主督護制下，豪強地主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宗族權和行政權，采取種種方法去“縱富督貧，避強侵弱”，從而把一切負擔都轉嫁到農(nóng)民的頭上。
《李沖傳》中稱“舊無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隱冒”在《魏書》卷一一○《食貨志》中稱“蔭附”，并解釋道：
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征斂，倍于公賦。
“蔭附者”雖然不服官役，但是要向豪強地主繳納“倍于公賦”的實物地租，為他們作更繁重的無償勞動，他們是豪強地主的直接剝削對象。因此，為了不斷地增加自己的財富，宗主豪強必然會想方設法更多地去占有“蔭附”�！独顩_傳》中所言“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在當時是指的一般情況，其實成千成百地占有“蔭附”者也不乏其人。例如，《北史》卷三十三《李靈傳附李顯甫傳》載：
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shù)千家于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
李魚川的諸李數(shù)千家不可能都是李顯甫家的“蔭附”，但其中“蔭附”的數(shù)量決不會少〔11〕。
在大量地占有“蔭附”的同時，宗主豪強又不斷地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權和族權，肆無忌憚地兼并自耕農(nóng)民的土地，那些失去土地的自耕農(nóng)民又不得不投身于宗主豪強，成為他們的新的“蔭附”。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使宗主豪強“隱冒”民戶的現(xiàn)象日益嚴重。《魏書》卷五十一《韓茂傳附韓均傳》載：
又以五州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余萬戶。
韓均檢括民戶是獻文帝后期、孝文帝早期之事〔12〕。五州共檢括出十余萬戶，平均每州二萬余戶，這個數(shù)字是相當驚人的。封建國家的賦稅主要出自自耕農(nóng)民身上，自耕農(nóng)民的減少必然嚴重地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
最初，北魏拓跋部統(tǒng)治者對強宗大族“隱冒”民戶的現(xiàn)象還能容忍。這是由于拓跋部進入階級社會時間不長，它的社會生產(chǎn)又是以游牧為主，加上統(tǒng)治中心位于平城，所以北魏王朝的經(jīng)濟并不十分依賴于中原地區(qū)的賦稅收入。但是，北魏統(tǒng)一中原地區(qū)以后，尤其是經(jīng)過文成帝、獻文帝和孝文帝三代的經(jīng)營，拓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北魏政權也日益封建化。又由于戰(zhàn)爭的減少，通過直接掠奪與部落納貢而獲得的收入已越來越不可靠，北魏王朝的財政收入便越來越多地依靠中原地區(qū)的賦稅了。于是，北魏王朝與強宗大族在勞動力的爭奪上日益尖銳起來。孝文帝時屢屢下詔檢括戶口，措辭十分嚴厲。《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延興三年九月辛丑條載：
詔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檢括戶口。其有仍隱不出者，州、郡、縣、戶主并論如律。
這次檢括戶口，如有不實情況被發(fā)現(xiàn)，不僅戶主，而且州、郡、縣三級地方長官都要受罰。不過，在宗主督護制下來檢括戶口，無論其措辭多么嚴厲，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隨著宗主豪強的經(jīng)濟勢力的發(fā)展，他們的政治勢力也膨脹起來。這些人不僅父子、兄弟相繼世為宗主，而且還為了共同的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通過結盟、聯(lián)姻等方式互相勾結，形成高踞強宗大族之上的門閥勢力。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趙郡李氏、河東薛氏和裴氏等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他們憑藉強宗大族勢力為基礎，不斷地向拓跋部統(tǒng)治者爭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北魏前期政治地位最高的漢族士人崔浩就曾為了選拔郡守之事與皇太子拓跋晃發(fā)生激烈的爭執(zhí)，《魏書》卷四十八《高允傳》載：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shù)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太子拓跋晃）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焙乒虪幎仓�。（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茍逞其非，而校勝于上，何以勝濟�！�
細研這段記載，太子拓跋晃所言合情合理，也較婉轉，相比之下，崔浩就顯得有些霸道了，所以高允對崔浩的批評“茍逞其非，而校勝于上”實在并不過份。又，河東薛族爭入郡姓之事也是強宗大族爭取更高的社會地位的例證，《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齊紀六建武三年（公元496 年）條載：
眾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閣薛宗起執(zhí)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核《魏書》與《北史》，均不見薛宗起之名。但在《魏書》卷四十二《薛辯傳》下附有《薛聰傳》，時代與上引資料的時代一致，且薛聰為直閣將軍。而《北史》卷三十六《薛辯傳》下也附有《薛聰傳》，內(nèi)容較《魏書》所載詳細得多，更重要的是，也有一段議論姓氏高下的記載，曰：
帝曾與朝臣論海內(nèi)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吸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藍醉耳。”其見知如此。
這一段記載與《資治通鑒》的記載大同而小異，都是關于薛氏的社會地位之爭。由以上情況推測，薛聰就是薛宗起〔13〕。薛聰為前文所述的薛初古拔之侄，二人一前一后都是河東薛氏的代表人。薛氏爭入郡姓之事雖然發(fā)生在孝文帝議定士族門第之時，上距太和十年北魏廢除宗主督護制已經(jīng)十年，但是如前所述薛氏宗族勢力的形成與發(fā)展有相當長的歷史，太武帝鎮(zhèn)壓蓋吳起義時薛氏已經(jīng)達到鼎盛時期，因而薛氏爭入郡姓事可以在此作為強宗大族勢力膨脹的例證。而薛聰敢于在北魏皇帝面前如此氣盛，正是因為有雄踞河東的宗族勢力為其撐腰的緣故。
不過，一般的宗主豪強并不都象河東薛氏那樣具備向拓跋部統(tǒng)治者爭取政治地位與社會地位的條件，他們便往往在鄉(xiāng)里稱王稱霸，糾合宗族，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他們的勢力發(fā)展到足夠大的程度時便恃強憑險，公正與北魏王朝抗衡。例如，《魏書》卷八十九《酷吏張赦提傳》載：
靈丘（今山西省靈丘縣）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顯祖怒之，拿戮其家。
羅思祖依仗宗族勢力稱霸一方，但很快就被翦除了。但也有的宗族勢力竟達到官軍難以應付的程度。例如，《魏書》卷五十三《李孝伯傳附李安世傳》載：“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生民。”刺史薛某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zhàn)，大破其軍，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迭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薛某所任為相州刺史，據(jù)吳廷燮編的《后魏方鎮(zhèn)年表》載他離開相州之任的時間為太和八年，李波宗族強盛時期在此之前，正是北魏行宗主督護制的期間。李波的宗族勢力直到薛的繼任李安世時期才被消滅。李安世解決李波的辦法在同傳中有載，曰：“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侄三十余人，斬于鄴市，境內(nèi)肅然�！崩畎彩啦]有象前任那樣，用兵力去硬攻，而是采用了誘騙的辦法將李波等捕獲，于此也可見李波宗族勢力之強大。
顯然，拓跋部統(tǒng)治者如果再不對日益發(fā)展的宗主豪強勢力加以遏制，就不僅會直接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而且要削弱乃至危及它在中原地區(qū)的統(tǒng)治了。
3
孝文帝太和年間，廢除宗主督護制的的問題，因北魏王朝進行土地和財政制度的改革〔14〕，十分尖銳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為了保證各項改革的順利進行，北魏王朝迫切地需要建立一套能夠有效地控制地方的基層行政制度。
如果從明元帝永興五年算起，到孝文帝太和年間，宗主督護制已經(jīng)實行了70余年了。在這70余年里，北魏王朝面臨的內(nèi)外形勢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如前所述，最初，由于宗主督護制的實行，緩和了拓跋部統(tǒng)治者與中原地區(qū)的宗主豪強之間的矛盾，客觀上增強了北魏王朝的經(jīng)濟實力，鞏固了拓跋部在中原的統(tǒng)治。而拓跋部在中原統(tǒng)治的鞏固恰恰是擯棄宗主督護制以建立完備的地方行政體系為必要條件的。孝文帝時期，南方處于宋、齊政權交替之際，無力北顧；漠北柔然也因力量衰弱而逐漸向西發(fā)展。長期以來來自外部的壓力解除了，北魏拓跋部統(tǒng)治者可以集中力量解決內(nèi)部問題了。
在北魏王朝的羈縻政策下，強宗大族之間及其內(nèi)部也在不斷地分化。清河崔浩與趙郡李順雖然互為聯(lián)姻，但又曾在北魏朝廷“潛相猜忌”，不斷地交相詆毀攻訐，據(jù)稱最后李順因崔浩的“譖毀”而被太武帝刑于平城城西〔15〕。同居于河東地區(qū)的薛氏和裴氏對待拓跋部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也不一樣。前者勢力強大，因而態(tài)度不卑不亢；后者勢力相對弱一些，因而對拓跋部統(tǒng)治者表現(xiàn)得“忠義可嘉”。同為薛姓者，政法立場也不一樣，如前引《薛初古拔傳》載，蓋吳起義之時，薛永宗響應蓋吳，而薛初古拔則幫助北魏王朝鎮(zhèn)壓了蓋吳起義。又有名薛安都者，先是割據(jù)弘農(nóng)，太武帝時投奔了南方的劉宋王朝〔16〕。因此，在宗主督護下的70年里，雖然各地宗主豪強的勢力在不斷地膨脹，但是他們的力量畢竟是分散的，很難糾合到一起的。
到孝文帝時，一方面，北魏王朝國力增強了，以其經(jīng)濟、政治和軍事力量足以對付地方割據(jù)勢力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隨著拓跋部政權的日益封建化〔17〕，北魏王朝便逐漸地演化成為拓跋貴族和漢族地主兩大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的總的代表。這樣，漢族地主階級中不少有長遠眼光的士人，從整個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出發(fā)，也深深地感覺到了宗主督護制的嚴重危害。 就是在上述情況下， 諳熟漢魏舊制的李沖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提出了廢除宗主督護制，建立三長制的建議。 對于李沖的建議雖然有所爭論，但文明太后堅決贊同，據(jù)《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載：
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于是創(chuàng)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笤唬骸傲⑷L，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幸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
加之，正如前述，孝文帝也認為“鄰里鄉(xiāng)黨之制所由來久”，建立起來之后可以“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因而北魏朝廷雖有爭論，但最終還是采納了李沖的建議。不過，三長制也向宗主豪強作了一定的讓步，給了他們相當優(yōu)惠的政治和經(jīng)濟特權，這一點我們從三長制本身就可以看出。《魏書》卷一一○《食貨志》載：
（太和）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xiāng)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余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
李沖的上言后來形成為三長制的條例，其內(nèi)容包含了組織機構、干部的選擇標準、干部的待遇、干部的提撥的條件等。李沖這段話雖殊不長，但是人事部門的基本工作內(nèi)容他都考慮到了。不難看出，這套表面上嚴格、合理的制度實質上還是充分地照顧到了宗主豪強的利益的。
李沖上言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長取鄉(xiāng)人強謹者”一語。所謂“強”者，有勢力者也；所謂“謹”者，愿意服從北魏王朝者也。這樣理解的話，三長制的干部選擇標準正是那些愿意與拓跋部統(tǒng)治者合作的地主豪強。按照這樣的標準，大多數(shù)的宗主都可以搖身一變而成為新制度下的三長，因此，基層行政權力依舊把持在強宗大族手里。只要他們效力于北魏王朝，就可以按照“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的規(guī)定，沿著鄰、里、黨這條北魏王朝安排好的階梯不斷地上升，從而得到更多的政治權利。在經(jīng)濟方面，宗主豪強可以通過擔任三長而獲得“復征戍”的好處，而且，職位越高，優(yōu)復越多。于是，他們因廢除宗主督護制而失去的經(jīng)濟利益通過擔任三長而得到了彌補。更何況三長制只是基層行政組織，它所限制的只是一般的宗主豪強，那些在北魏王朝擔任高官的強宗大族并不受此約束，他們?nèi)耘f可以為所欲為地在地方上發(fā)展其政治與經(jīng)濟勢力。因此，在文明太后馮氏采納李沖的建議而推行三長制后，雖然最初“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但不久就“公私便之”，“海內(nèi)安之”，并未引起多少社會騷動〔18〕。自此之后，盛行了70多年的宗主督護制便成了歷史的陳物。
注釋：
〔1〕在中華書局版標點本中，“蓋關作亂關中”之下標以逗號， 致使主語不明朗。實際上，“屢殘破諸縣，來襲聞喜”者是薛永宗部。因而，“蓋吳作亂關中”之下似乎標作句號為妥。
〔2〕此段中的標點亦與中華書局標點本中的標點略有不同。
〔3〕見《魏書》卷2《太祖紀》天興二年八月條、天興三年正月條。
〔4〕見《魏書》卷47《盧玄傳》。
〔5〕見《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及太武帝九月壬申詔。又見同書卷48《高允傳》稱：“又以昔歲同征，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征士頌》。蓋止于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群賢之行，舉其梗概矣”。在這段文字之下列有盧玄等34位應聘之人，加上高允共35人。
〔6〕〔10〕參見拙文《論北魏宗主督護制》之4《宗主督護制確立的時間》。
〔7〕〔8〕見《魏書》卷110《食貨志》。
〔9〕見《魏書》卷54《高閭傳》所載太和三年高閭上表語。
〔11〕李顯甫居李魚川的時間在北魏推行三長制的前夕。詳見周一良先生《從北魏幾郡的戶口變化看三長制的作用》（《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0年第4期）。
〔12〕這段引文之上有“顯祖（獻文帝）詔書誚讓之”之句，之下有“復授定州刺史，……延興五年卒”之句。
〔13〕《資治通鑒》卷140 齊紀六建武三年條下胡三省注也引《北史·薛聰傳》作注，可見胡三省的看法也與此同，即以薛聰為薛宗起。
〔14〕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班俸祿，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
〔15〕見《魏書》卷36《李順傳》。
〔16〕見《魏書》卷61《薛安都傳》。據(jù)該傳載，獻文帝時薛安都復投北魏王朝，但卻仍懷二心。
〔17〕參見拙文《北魏平城政權的建立與封建化》（《文獻》1990年第3期）。
〔18〕見《魏書》卷53《李沖傳》。
作者介紹：李憑 書目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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