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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當前文藝理論建設中的學術意識論文
中國文藝理論的發(fā)展和文藝學學科建設是中國文藝理論界進入21世紀以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那么,樹立問題意識、間性意識、共生意識、發(fā)展意識等學術意識,對解決中國文藝理論的某些概念、范疇和方法與當下文藝實踐脫節(jié)的問題,有效地把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資源轉化為當代文論建設的因素,確立中國本土的問題意識、在中國語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國文論資源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文藝學的學科建設,是中國文藝理論界進入2l世紀以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不少學者對文藝學學科的發(fā)展前景持樂觀和自信的態(tài)度,但更多的學者是對文藝理論的問題和危機的反思,對其發(fā)展充滿憂患意識。的確,如何解決中國文藝理論的某些概念、范疇和方法與當下文藝實踐脫節(jié)的問題?如何有效地把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資源轉化為當代文論建設的因素?如何確立中國本土的問題意識,在中國語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國文論資源?如何在注意文藝學學科的本質特征、學科內涵的同時,重視文藝學學科創(chuàng)新擴容、多元互動的發(fā)展趨勢?以上種種問題,我們覺得,更新文學觀念,在文藝學學科建設中樹立問題意識、問性意識、共生意識、發(fā)展意識,對我們解決這些問題將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問題意識
文藝學的“問題”,是指文藝學所面臨和尚待解決的課題或矛盾。文藝學的“問題意識”,就是能察覺、認識到文藝學的這些課題或矛盾,并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
世紀之交的社會文化生活在急劇變化。電子媒質是繼紙媒質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學日見萎縮,文學進一步泛化到大眾文化中;圖像一躍而成為文化生活的中心,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文化生活、審美趣味、閱讀習慣。與這些變化相應的是文學以及人們的文學觀念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傳統(tǒng)的文學觀念與現(xiàn)實的文學實踐相去甚遠,很難適應時代的要求。社會實踐向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和問題群,我們應當認識和承認這些問題,積極參與和回應這些問題。社會的轉型與文學實踐的巨大變化,促使當代的文藝學必須從變革著的文學實踐出發(fā),分析新現(xiàn)象、研究新問題,在理論上不斷創(chuàng)新擴容,使之適應時代發(fā)展和社會需要。如果文藝理論的概念、范疇以及相關的方法脫離了文學實踐,文藝理論就會失去它的生機和活力,成為空中樓閣式的、僵化而無用的東西。文藝學面對當下的文學藝術實踐,許多問題凸現(xiàn)出來了,F(xiàn)在人們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對文學的需求更偏重于娛樂和情感需求,還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沖擊下,在文學藝術審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將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與大眾文化很好地結合起來?如何用人文精神來支撐我們的精神家園?如何體現(xiàn)對人的生存處境、對家園邦國命運的關懷?這是文藝學正面臨和尚待解決的課題。文藝學應該以專業(yè)為依托,積極地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問題”顯得更為復雜。對于文藝學來說,“中國近百年來都始終籠罩在西方主義的陰影下,沒有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對于西方理論,我們更多的是簡單介紹,隨意嫁接,卻沒有學會或沒有完全學會提出文藝理論的中國問題,并將其提升為中外共享的智慧。當然,借鑒國外的理論資源是必要的,如無數(shù)前驅對馬克思主義的追尋,如20世紀西方文論對我國文論的豐富和啟示。但問題是,借鑒國外的理論資源不是照搬新名詞、新術語,或用外國的理論來分析我們的文學現(xiàn)象,而應該是一種對話交鋒,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借鑒和接受。
在與外國理論的對話交鋒中,如果我們一味地追蹤西方世界的理論潮流,提不出自己的問題,沒有自己的見解,就很難通過創(chuàng)造性地借鑒和接受他人的理論,來達到豐富、充實和推動中國文化和文論發(fā)展的目的。文藝理論從何而來?如何進行古今對話,實現(xiàn)古今貫通?這是文藝學學科建設中需要面對和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文藝理論源于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的實踐。當一定時期的文學經驗凝固下來,轉化為概念、范疇和相關的方法,并在長期的實踐中得到檢驗、豐富和發(fā)展的時候,這種理論同時也就獲得了超越時代和民族的價值。中國的古代文論正是這樣。中國古代文論不但有屬于我們民族的東西,還有許多屬于未來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文學理論作為一門理論學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謂當下文學經驗,它還有著自身內在的發(fā)展、運作規(guī)律和規(guī)則!盷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歷代文論家依據(jù)不同的時代課題與人生問題,探討文學創(chuàng)作的經驗,追尋文學的終極意義熔鑄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演變,表現(xiàn)了各種不同的文學批評方法,以及具有民族傳統(tǒng)和東方特色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藝學學科建設中,我們應該把中國古代文論傳統(tǒng)作為一個重要對象。
二間性意識
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多種學科之間、不同種類的文化之間、各個民族或國家之間,都存在著極為豐富多樣的對話與交流。而在文學實踐中,作者與世界、作者與文本、作者與讀者之間也存在著對話與交流。這種對話交流形成了一種主體間性,即“主體一主體”的交互主體性,它包含著主體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協(xié)調、相互交流。我們在文藝學學科建設中需要和尋找的正是這種主體間性。主體間性是現(xiàn)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對象主要是主體之間的對話、交往關系。
主體間性理論不是從主客關系而是從主體與主體的關系來規(guī)定存在,認為世界不是與我無關的客體,而是與自我一樣的主體。從這一理論出發(fā),來探討文學的主體間性,可以實現(xiàn)方法論上的根本變革。文學的主體間性表明,文藝活動不再是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或者認識,而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創(chuàng)作活動乃是藝術家與所描繪的對象或者人物之間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動則是讀者以作品為中介與作者之間的對話交往活動。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表現(xiàn)為作家與生活之間的關系。
作家與生活不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分離和對立的關系,而是主體間相互作用和交流對話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主體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觀地觀察和認識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體,與其建立起一種平等的對話交流關系,“我聽過我的身體進入到那些事物中間去[3_,它們也像肉體化的主體一樣與我共同存在”!霸谝黄掷,有好幾次我覺得不是我在注視森林。有那么幾天,我覺得是那些樹木在看著我,在對我說話!敝袊糯乃囆g家們也曾多次描繪過人與自然的這種相親相融、和諧統(tǒng)一的密切關系。顯然,在藝術家眼里,人與自然之間,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人來源于自然,在本質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間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種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對話交流的關系。事實上,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所描繪的從來都不僅僅是事物的客觀屬性,而是自己與事物之間所建立起的這種主體間的對話交流關系,這是與以往我們對于藝術活動總是從主體與客體的相互統(tǒng)一來加以解釋是完全不同的。
文學作為主體間性活動,把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轉變?yōu)橹黧w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從而進入了真實的存在。在文學作品中,文學形象“不僅僅是作者議論所表現(xiàn)的客體,而且是直抒己見的主體”。這個主體不是與我無關,而是與我息息相通的另一個自我。文學活動是自我主體與文學形象間的對話、交流,在這種對話交流中,自我主體以最大的誠摯和最深切的同情對待文學形象,傾聽文學形象的述說;同時自我主體也向文學形象敞開了心扉,傾訴自己的喜怒哀樂和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在這里,文學形象與自我主體是同等地位的主體存在,主體之間始終貫徹著平等的對話、交往精神。
藝術接受也是一種主體間的交往活動,讀者不僅要和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人的世界進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讀者可以以作品為中介,與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對話交往關系。文學不是孤立的個體活動,而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產物。文學作品的故事、情節(jié)、人物是作者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飽含著作者的情感,蘊含著作者的傾向,這使得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自然而然地會發(fā)生某種情緒上的反應,或欣喜、或憤怒、或悲哀、或驚駭、或振奮……讀者與作者作
為兩個主體,以作品為中介在進行著文學經驗的交流、溝通,從而形成了某種共識。因為,文學經驗不僅僅是個體的,而且是社會的,是社會互動的結果。如果我們理解了文學活動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我們也就容易理解文學活動是一種主體間的交往對話活動。
三共生意識
文藝學學科不可能有一種非此即彼的絕對真理,也不可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結構。文藝學學科自身的建設,文藝學學科與其它學科的關系,都應當凸現(xiàn)出一種交往對話、相互補充、相互滲透、共生共榮的思維。
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曾被當作一元的、絕對的真理,其他的文藝理論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這一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會成為教條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認為不是好的就是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完全是一種只講對抗不講互動、只講斗爭不講融合的思維模式。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馬克思主義文論就是從西方古典美學、特別是德國古典美學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們的對話交鋒中得到確立并超越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科學性、指導性,體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藝理論。文藝理論中還有許許多多問題,被古人和今人討論著,而當下文學藝術實踐中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更是他們不可能涉足,也難以預見的。我們發(fā)現(xiàn),20世紀8O年代以來傳人我國的各種外國的文論學派有許多新的主張與獨特的見解,這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所看不到的。這些理論的引入,大大地開闊了我們的學科視野,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理論語言,文藝理論也從封閉走向了開放,從一元走向了多元,從對立走向了互動。
文藝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不是一種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關系,而是一種對話、交往、互動的關系,特別是在當代文藝學學科發(fā)展中,文藝學的跨學科方法顯得尤為重要。文藝學學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學談文學,文藝學學科總是與哲學、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倫理學、藝術學甚至自然科學相聯(lián)系。如產生于2O世紀中期以后的當代文化批評,其思想資源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還包括2O世紀各種文學與其他人文科學的成果。近些年來興起的生態(tài)批評也是跨學科的。宣揚美學上的形式主義或是學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態(tài)批評家的。生態(tài)批評特別從科學研究、人文地理、發(fā)展心理學、社會人類學、哲學(倫理學、認識論、現(xiàn)象學)、史學、宗教以及性別、種族研究中借鑒闡釋模型。文藝學的跨學科方法說明,文藝學學科的知識形態(tài)不只是一個學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個既與學科的知識譜系密切相關、又包含和融匯著其他學科的特定的思想、觀念、理論與方法的多元知識系統(tǒng)。
四發(fā)展意識
文藝學的生命價值在于它的實踐性、開放性、多元性,從根本上說,它所強調的是一種發(fā)展意識。西方文論在發(fā)展。2O世紀被稱為“批評的世紀”,這一世紀,西方文論得到了驚人的發(fā)展,這種發(fā)展態(tài)勢表現(xiàn)為:一是流派繁多,數(shù)十個文論學派此起彼伏,異;钴S,遠遠超過了l9世紀西方文論的流派數(shù)量;二是批評新潮不斷迭起,交替的頻率越來越快。一般說來,當代西方文論一個流派從創(chuàng)立到衰落不過二三十年,繁榮時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現(xiàn)了名目繁多的文論流派“各領風騷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個流派之間既有尖銳的沖突交鋒,又相互交叉、滲透和吸收,呈現(xiàn)十分復雜的關系,不少文論家同時成為兩個甚至幾個流派的代表人物,一個流派中也可能同時吸納幾個流派的文論家。正因為這些,2O世紀西方文論才得以繁榮,才得以快速發(fā)展。
中國文論也在發(fā)展。二三十年代傳人我國的馬列文論,近十多年來吸引我國不少學者注意的文藝心理學、文藝符號學、敘述學、文學本體論、原型批評、文學接受理論等等,它們既使我國傳統(tǒng)文藝理論得到了更新、發(fā)展,又拓寬了文藝理論研究的道路,文藝理論出現(xiàn)了交往對話、開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同樣受到新觀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內涵得到多方面的發(fā)展。
更重要的是世紀之交發(fā)生了從語言論到文化的轉向,給文藝學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與營養(yǎng)。影視與網絡的發(fā)展,使文藝的傳播變得快捷而方便,而大眾文化的發(fā)展,則對傳統(tǒng)精英文化提出了強勁的挑戰(zhàn),并使許多邊緣化群體和個人參與到文學藝術之中,而文化詩學則以它的政治學旨趣、跨學科方法、實踐性品格、邊緣化立場和批判性精神,給文藝學的發(fā)展增添了十分強有力的新視角和新方法。
文藝學要發(fā)展,就應該堅持走自己的路,要在“立足于我國現(xiàn)當代已形成的文論傳統(tǒng)的基礎上,以開放的胸懷,一手向國外,一手向古代,努力吸收人類文化和文論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進行創(chuàng)造陛的融合和發(fā)展,逐步建立起多元、豐富的適合于說明中國和世界文學藝術發(fā)展新現(xiàn)實的、既具有當代性又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開放體系”。在文藝學學科建設中,西方文論資源無疑成為了我們重要的理論參照。對于西方文論資源,我們要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從自己的問題意識出發(fā),認真分析在引進、選擇中的得失,通過積極地對話交鋒,使西方文論中真正有用的東西能為我所用,以起到推動我國文論發(fā)展的作用。文藝學的學科建設不可能撇開我國的文論傳統(tǒng)。對于古代文論和“五四”以來的文論傳統(tǒng),我們應該把它作為建設新的文藝理論的重要資源,對于那些揭示了文學藝術的某些普遍規(guī)律,能指導我們當前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實踐的東西,我們應當繼承吸納,使之成為文藝學學科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重要基礎。
文藝學的發(fā)展最重要的還是立足于當下的文學藝術實踐。世紀之交,隨著后現(xiàn)代背景下文學性的泛化,許多大眾的、視像的、網絡的、流行的以及形式多樣的文學藝術現(xiàn)象與樣式,已紛紛進入文藝學的視野,成為一種新的閱讀文本。這樣,文藝學應與當下的文藝實踐保持積極的、活躍的聯(lián)系,并根據(jù)文藝實踐的發(fā)展和變化,不斷作出理論上的調整和創(chuàng)新。文藝學的學術創(chuàng)新能力,從根本上說是來自對于現(xiàn)實中提出的問題的積極參與和回應——雖然這種參與和回應不應當是無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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