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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重構中的制度與修養(yǎng)問題-兼談儒學與政治自由主義的關系

時間:2023-05-01 04:41:48 法學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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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重構中的制度與修養(yǎng)問題-兼談儒學與政治自由主義的關系

  在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擔憂的社會問題可能不是貧窮、也不是愚昧,而是缺德。因為貧窮或愚昧不一定會缺德,而缺德最后必定會加劇貧窮或愚昧。在當代中國一波三折的發(fā)展過程中,貧窮與愚昧雖然正呈現(xiàn)慢慢消除的跡象,但是,每個有起碼良知的人,都能感受到深刻的道德危機。伴隨著這種危機而來的是一片沮喪、焦慮以至憤怒的情緒的蔓延。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一種\“世紀末\”式的譴責或預言,而是想通過對問題癥結的分析,提供一些建設性的討論。

  一、焦點:公德危機

道德重構中的制度與修養(yǎng)問題-兼談儒學與政治自由主義的關系

  當代中國的道德危機不是孤立的問題。要把握問題的性質(zhì),最好先厘清某些不同的道德范疇。第一,區(qū)分基本道德與關系道德,前者如誠信,不可害人等品德要求,它不會因不同對象而變換;后者則是由特定的人事關系而派生的不同規(guī)范。第二,借梁啟超的用詞,把關系道德區(qū)分為\“公德\”與\“私德\”。公德規(guī)范一定團體內(nèi)部成員之間的關系,私德則是指導一個人同他相關的人的私人關系。這種區(qū)別在鄉(xiāng)土社會中不是很明顯,因為在鄉(xiāng)土中,每個人幾乎都是熟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私人關系,F(xiàn)代社會則很重要,由于交往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許多團體中的成員都是陌生人,極端地說,如同一國家中的公民之間的關系。換一種說法,公德是生人(路人)之間的道德,私德則是熟人(親人)之間的道德。\“熟人\”與\“生人\”是相對的說法,在規(guī)模較小的團體中,對關系距離近的人而言,\“生人\”會轉(zhuǎn)化為\“熟人\”,從而公德也會轉(zhuǎn)化為私德。私德被親疏關系所調(diào)節(jié),而公德對人需一視同仁。同時,同一團體內(nèi)不同地位的人對該團體負有不同的義務。一般來講,權利(權力)越多,義務越大。在私人關系中,以公德代替私德,視親朋為路人,在其有危難的時候袖手旁觀,是不道德的。而在公共領域,以私德代替公德,如把裙帶關系帶入政界,以及擴張權利(權力)逃避義務,都是不道德的。由此看來,當代中國的道德問題首先表現(xiàn)為公德危機。這本是近百年來社會轉(zhuǎn)型中出現(xiàn)的普遍現(xiàn)象,但在當代情勢下表現(xiàn)得更為復雜、尖銳。

  分析這種危機的根源有兩種角度,一是傳統(tǒng)的,一是現(xiàn)實的。或者說,一是文化的,一是制度的。從歷史上看,傳統(tǒng)帝王制度由一人,或者一家、一姓壟斷整個社會的政治權力,如黃宗羲所說,是以一人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今日看來,這自然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一個社會的精英相信其所投身的事業(yè)是道德的的話,只要他們能夠做到言行合一,知行合一,那這些人本身就是道德的!墩撜Z》講\“民無信不立\”,可見某些基本的人類道德要求古今皆然。所以,不道德的制度中也可以有道德理想或道德人物。關鍵是這種\“信\”能否是真誠及普遍的。傳統(tǒng)也有王朝統(tǒng)治危機或者叫政治危機,在這種情形中,講道德還有另一種策略,即通過政治與社會文化價值的區(qū)分,把忠誠的對象轉(zhuǎn)向后者,以維護一種更普遍的道德感。顧炎武關于保\“國\”與保\“天下\”的區(qū)分就具有這種道德涵義:\“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1在清末面臨三千年未遇之\“變局\”以前,歷代的政治批評,基本上是針對人或政而來的。也就是說,罕見有懷疑制度不道德的現(xiàn)象。就事理而言,在沒有設想或沒有機會發(fā)現(xiàn)另一種制度以資比較之前,要懷疑既成的制度是困難的。(莊子后學中有一派是懷疑一切政治制度,而非反對某一特定的制度。)以儒家\“知行合一\”的道德要求看,在社會價值原則上采取\“不爭論\”立場的當代政客,其\“職業(yè)道德\”不一定比傳統(tǒng)官僚表現(xiàn)更好,因為其\“知\”\“行\(zhòng)”的背離比傳統(tǒng)更甚。因此,今日官場的腐敗,不能直接委過于傳統(tǒng)。

  概括地說,這是沒有信仰,沒有信心,沒有信任,三者互相聯(lián)結,道德危機的癥結出在\“信\”字上。問題顯然是制度性的,但它有一個演變過程。耐人尋味的是,這個制度的建立是以道德理想主義為旗幟的,它號召建立平等、正義,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由此而鼓舞無數(shù)志士仁人的獻身精神。即是說,新制度曾經(jīng)擁有充沛的道德資源。但這種道德資源就被耗盡了。在新制度的建立過程,民眾(包括知識分子)之所以在廣泛的社會動員中迸發(fā)出強烈的道德熱情,是因為在前一個危機時代就懷有對新生活的渴望。新的意識形態(tài)強調(diào)同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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